提到独山花灯的历史渊源，有说它来自江西“采茶”，有说来自湖南“花鼓”，也有说来自广西“彩调”，甚至有说来自东北“二人转”等等。笔者认为这些外来说是乎有些片面。独山花灯本应该是独山各族人民群众共同创造的土生土长的民间艺术，我们不仿从以下几个方面去探讨。 
一、从地方的民间习俗看，独山自古地处边隅，古时有称“苗蛮”地区，贫穷落后，缺医少药，信巫摒医的宗教迷信思想十分浓厚。认为疫病是由神鬼所降，只要虔诚乞求就可免除，因而求助于“巫”法解脱的迷信活动盛行。据《独山县志》“苗蛮篇”载“蛮人信鬼，染疾多不服药，许灯愿、病痊，常于正月内偿愿。”“蛮人”系古代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又据《独山县志》记：蛮人、《说文》蛮、下南几种，通志：“长沙武陵蛮，槃瓠后，独山近武陵蛮，当同类。”从上记载看：“蛮人”是独山古代土著族，而“蛮人”已有“许灯愿”、“偿愿”治病的习俗。又据《独山县志》风俗篇记：“女巫曰‘过阴’，凡弃世者，家有无知妇辈备钱米向女巫顾问死者状况，或家内一切休咎，谓之‘看过阴’，法用帕蒙面焚幂赀烧黄腊须臾曼馨徐唱，若引死魂至，然随间随答，一座敬信。禳病亦或用女巫。”至今独山仍保留着此习俗，对生病、遗物、家人在外生死不明、祈求生男等疑难事均求之于“巫”。这种“巫术”与独山花灯有着极为密切的微妙的默契，只要出自女巫之口，要还愿（唱好多天愿灯）都得照办。至今独山边远农村仍有许灯偿愿（“唱愿灯”）的习俗。不难看出，独山花灯的“愿灯”是地方习俗与民间歌舞柔合而成的表演形式，离不开地方土生土长的基因。 
二、从独山花灯的形态特征看，独山花灯分为“地灯”和“台灯”两大类。“地灯”顾名思义，是一种不择场地，徒步于地表演的艺术形式；“台灯”则是在高台上表演。“地灯”多系载歌载舞表演，通常是一男（正）一女（旦）持花扇，帕子对舞为主。早期地灯中的女角均由男性装扮，头挽长瓣，插花戴环，描眉粉脸，手舞扇帕，韵白念唱夹舞，无音乐伴奏，只夹锣鼓敲打节奏。表演者主要是运用传统式化、形象化的四十余个舞蹈身段动作随心所欲，即兴发挥组合，花样繁多，变化莫测，妙趣横生，吸人以乐。“地灯”是“台灯”的雏形，是独山花灯最早的表演形式，其形态特征是独山花灯独有的，其它任何地方艺术没有的，由此说明，独山花灯并非外来。
三、以独山花灯的形成和发展看，我们说任何一个地方剧种的形成，必定要经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是这一地方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共同生产、生活，形成共同的生活习惯，审美情趣，以至创造出共同喜爱的娱乐方式和艺术形式。正如一个民族的形成，它需要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共同风俗习俗一样。独山花灯有从“地灯”到“台灯”，从歌舞到“灯戏”的发展历史。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独山各族人民不断观察生活，不断创造，丰富花灯这一地方艺术。如“地灯舞”的四十余个舞蹈身段动作“岩鹰展翅”、“燕舞海棠”、“鲤鱼飘江”、“膝上栽花”、“观看座莲”等，无一不是在对生活、动、植物的所有所仿，有所学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当然，独山花灯在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由于历史变迁，交通便达，商贸繁荣，外来文化传入，她也不断吸进外来艺术的营养以丰富自己。历史可考的是：明王朝统一中国后，势力逐渐向边隅少数民族地区扩展，不断派兵征讨黔疆。明洪武年间，江西吉安府杨万八随刘安强征讨西清水江苗，又随何总兵征平舟六硐等处有功，明王朝特授予杨万八为独山丰宁上长官司，所率的官兵解甲归田，大部将士落土为民定居独山。这些来自江南一带的将士将其风俗习惯，以及文化艺术等带入独山。故今独山花灯音乐有来自江西“采茶”、“戈阳腔”等曲调的素材这是自然的。除此外，从历代迁徙的移民中也有来自安徽、湖南、甚至东北地区的，因此，在独山花灯音乐曲调和歌舞中有“花鼓灯”、“黄梅戏”、“彩调”的素材，以及有东北“二人转”表演形式，这也是自然的。不能由此说独山花灯来自江西“采茶”或湖南“花鼓”或广西“彩调”，更不能说独山花灯是“采茶”、“花鼓”、“彩调”等。正如独山布依族大多数祖籍是江西，不能说是江西的布依族。因为他们祖先在江西时并未形成一种民族，是迁徙到独山后，与当地的土著族融合而成的。又如独山花灯《踩新台》的曲调与广西“彩调”的《玉芙蓉》曲调相似，我们不能因曲调相似就说《踩新台》是彩调。 
另外，笔者认为：既然称“独山花灯”在“花灯”的前面加上“独山”二字，那它就应该是独山的花灯，而不是外来的花灯。 
综上所述，独山花灯有着它的地区性，它所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独山各族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是与地方各族人民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经济文化等有着密切联系。所以说它是独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培植的，土生土长的一束绚丽的山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