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灯说唱，是独山花灯的三种艺术形态之一。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在人们心目中独山花灯大体分类只有两种艺术形态，即花灯歌舞和花灯戏剧。七十年代以后，花灯说唱在原独山花灯“打头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后，特别是不少曲目的涌现，经过全省杜鹃曲艺节的传扬和独山文工队的演出，花灯说唱作为一种新的曲艺品种，已跻身并与花灯歌舞、花灯戏剧共同成为独山花灯的三种艺术形态。 
独山花灯说唱的正式出现 
以独山花灯音乐入曲的花灯说唱，系上世纪七十年代，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地方曲种。 
其实，在独山花灯数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或者说在独山花灯的组成部份中，就已存在花灯说唱这种形式，这就是独山花灯里的“打头台”。“打头台”又叫“门抖转”，是花灯戏正式开演前的一个小节目，由一男角和一女角来演唱一个生活小故事，两个角色也可由一人扮演，演唱手段有说、有唱、有舞、有表演。“打头台”在艺术形态上虽然属于花灯歌舞，但它已具有比较鲜明的说唱特色。 
正因为“打头台”具有较突出的说唱特征，为独山花灯说唱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又因为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和艺术发展规律之必然，独山花灯说唱在充分吸收和继承“打头台”曲艺特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曲目。有《文化中心好》、《残汤宴》、《送崽上学》、《闹店》、《憨哥进城》、《同心树》、《追妻》、《退彩礼》、《火线》、《太平石传奇》、《爱心的奉献》等。大多数曲目还在上演。 
——队伍。如果算上“打头台”，作为花灯之乡独山县的广大花灯演唱者都是花灯说唱的演员，因为民间普遍存在着“打头台”中的两个角色干哥、幺妹的演唱者。而现在以独山县文工队为核心，团结带动起来的一批灯友，则是花灯说唱队伍的中坚。据不完全统计，创作者有石文龙、杨宝书、李光祥、刘文禾、付善崇等；编导有鞠华荣、杨宝书、李光祥等；演员有鞠华荣、郭清蓉、朱慈波、叶友荣、杨宝书、刘健等；音乐设计有郑德富、杨宝书、牛兆成、罗济群等；伴奏者有陆治林、牛兆成、焦 斌、李光祥、韦玉祥、陈乐乐等等，有的还是多面手。他们是独山花灯说唱的骨干力量，都为独山花灯说唱正式以曲艺形式出现在舞台上做出过积极贡献，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继续为花灯说唱的发展而努力。 
——影响。独山花灯说唱以曲艺形式登上舞台，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但影响所及已越过县界，遍及全州、全省，乃至省外。贵州省举办的全省杜鹃曲艺节（以前叫“杜鹃书会”）已经六届，每届独山花灯说唱都尽可能有节目参加，但凡参加的届次，独山花灯说唱均获得较高奖次，受到一致好评。获得过一等奖的曲目有《残汤宴》、《送崽上学》，获得二等奖的有《闹店》，获得三等奖的有《同心树》，获得优秀奖的有《追妻》、《憨哥进城》等等。2001年，《残汤宴》还代表贵州省参加在西安举办的“中国西部地区曲艺延安世纪龙杯”大赛，并获奖。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花灯说唱《文化中心好》就已先后参加黔南州、贵州省和全国的乌兰牧骑式文艺调演，获得优秀节目奖。《闹店》的文学本还发表在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办的《曲艺》杂志上。独山花灯说唱作为一个新兴的地方曲种，其资料已被收入《中国曲艺志》。 
独山花灯说唱的艺术特色 
独山花灯说唱一般有小乐队上台伴奏。演员一至二人，也有多人说唱的。说唱形式，有站唱、坐唱、走唱以及乐队参加说唱等多种，多姿多彩，自由洒脱。内容可以是说唱一件事，或抒发一段情，更多的是表现一个小故事，塑造人物形象。因为说的是独山话，唱的是花灯调，所以很受当地人民群众喜爱。 
独山花灯说唱正式以曲艺形式出现不过二十余年，要大谈它的艺术特色还为时过早，但一个艺术品种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总结得失，归纳特点，对它今后的发展不能说没有一点助益，由此，笔者试探着谈谈，而所要谈的这些“特色”，在现有的独山花灯谈唱曲目中已较充分体现： 
一、鲜明的地方特色 
独山花灯说唱在表现形式上，有说、有唱，说唱相间，表现一个有人物、有情节的生活小故事。演员在说唱过程中，具有“一人多角”（即一个演员摸拟多个角色）的特点。不论曲目的演员有多少，他或他们都可以在角色之间跳出跳进——跳出角色时，演员以第三人称口吻说唱故事情节（叙事）；跳进角色时，演员以第一人称模拟情节的人物（代言）。从目前情况看，一个节目的演员一般只一至二人，而表现的故事情节较丰富，塑造的人物较多，所以独山花灯说唱多以叙事为主，代言为辅，也就是说演员在演出中，自始至终以第三者的口吻说唱，客观地叙述故事。只在故事中的人物出现又需要演员为之代言时，演员才模拟人物的动作和言语。 
独山花灯说唱，说的是独山地方话，唱的是独山花灯调，特殊的口音和旋律赋予了独山花灯说唱浓郁的地方特色。 
二、以说唱为主，表演为辅 
独山花灯说唱是以说唱为主要表现手段的曲艺品种，但在说唱过程中适度辅助的表演，则会有助于自身花灯特点的保留。 
这里说的表演不包括演员必不可少的面部表情，而是指演员在说唱过程中的形体表演和歌舞表演。形体方面的表演，演员在叙事或代言时，根据情节和人物的需要适当体现，可增强说唱的表现力度。花灯歌舞表演，演员在说唱时都充分注意到了。他们唱的是花灯调，而花灯调往往伴以花灯舞，所谓歌舞一家。可见花灯说唱在演出时适当伴以歌舞表演是自然而然的，这种说唱与歌舞血肉相连的体现，正是独山花灯说唱艺术特色之所在。当然，起辅助作用的歌舞表演也好，形体表演也好，都须强调一个“适度”，不能喧宾夺主。因为独山花灯说唱是曲艺，而不是花灯歌舞。正是处理好了这种关系，《残汤宴》、《送崽上学》等一批花灯说唱才获得好评，它们以说唱为主，伴以适当歌舞，既突出曲艺特点，又浸润花灯韵味，给人以较强的艺术感染。 
三、简单而富有特色的道具 
扇子和手绢是独山花灯的传统道具，独山花灯说唱的演员也常使用，特别是使用扇子。这有三个好处：一是有助于适度的歌舞表演；二是可以扩大形体表演的效果；三是可作临时道具。三个好处中又以后二个好处为主。以《闹店》演出为例，演员“跳入”酒店女老板这个角色，为她代言： 
“来——喽！ 
（舞唱）白杜鹃满面春风上了店， 
笑脸更比那花儿鲜， 
上前热情打招呼， 
大哥，想吃哪样就请开言。 
以扇作‘壶’给众客人上茶。” 
其中的扇子既有利于歌舞表演，又增添了演员的形体表演美，还临时转化为道具——壶，可谓一举三得。 
四、有机结合的乐队 
独山花灯说唱曲目中，除了“表演者一人击鼓奏乐说唱”的《太平石传奇》和始终由乐队人员说唱的《退彩礼》外，大多数都是演员和乐队同台演出。演员负责说唱、表演，乐队负责伴奏，不时插话、帮腔，相互之间时有交流，演出气氛非常活跃。 
乐队人数不多，仅三五人，但它的出现除了伴奏本身，还有不少积极的作用。 
——可以使独山花灯的常用乐器亮相，如二胡、反弦胡、三弦、杨琴、月琴、笛子、马锣、大锣、小锣、大钹、堂鼓等，以增强独山花灯的特色。 
——可以方便故事开头，起到“引子”的作用，如《送崽上学》开头，乐队问演员：“唱灯的师哥，今天要唱哪一折啊？”演员便开始说唱故事内容。有的曲目开头，乐队先唱几句，起到‘定场诗’”的作用，气氛热烈，也画龙点晴地点出了演员所要说唱的主要内容，如《残汤宴》、《闹店》等； 
——可以使演出场面风趣、幽默、活跃。比如《送崽上学》中，演员说到故事中人物马老三父子上贵阳下广西做生意时，说：“马老三父子俩干了几年，一贴贴的‘挑手’装满了荷包。”乐队问：“哪样‘挑手’？”演员说：“‘挑手’你们不晓得？”乐队说：“讲来听嘛！”演员说：“就是拾块拾块的票嘛！”因为有乐队的插话，加上语言风趣，每演到这里，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在有的曲目中，乐队的插话还起到“补白”的作用，对故事中的某人、某事或某种精神进行评点，与演员的说唱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乐队的帮腔，可以烘托气氛，还可以唱出演员的心里话，耐人寻味。如《送崽上学》中： 
“演员唱：娃儿若不把书念， 
长久下去不是个法， 
如今只为没文化—— 
乐队帮腔：娃儿成了个大傻瓜！ 
演 员 唱：越思越想越害怕—— 
乐队帮腔：心似猫抓！ 
头呀么头皮麻， 
头呀么头皮麻！” 
娃儿没有文化的恶果和故事中人物的焦虑，演员没有直接唱出来，而由乐队帮腔唱出，使演出平添了一层韵味。 
独山花灯说唱有乐队伴奏、插话（根据情节需要，可以由一人、多人或全体乐队人员插话）、帮腔、演出效果的确不一样。《残汤宴》在西安参加“中国西部地区曲艺会演”时，评委和观众一致认为乐队的出现和参与堪称独山花灯说唱的一绝。当然乐队的参与也应该有个分寸，乐队仅仅起“伴”的作用，不能取演员的说唱而代之（纯粹以乐队人员说唱的除外）。 
独山花灯说唱还处于发展之中，以上这些笔者认为的“艺术”特色，随着花灯说唱的发展，有的可能会被扬弃，而新的更加准确的“艺术特色”又会不断地总结出来。 
笔者相信，独山花灯说唱，在独山县领导的重视和组织下，在贵州省各级文化部门的关心下，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通过这次“中国·独山首届花灯艺术节”，相信会更得到发展，与花灯歌舞、花灯戏剧一起，共同创造独山花灯艺术的繁荣。 
（附注:此文稿完成于二○○二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