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山文化的创始人为独山翰林莫与俦，形成于清嘉、道年间（1823---1874）。与俦1763年生于独山，自幼苗敏捷好学，4岁随其父莫强和兄与班读书，理解力强，成绩出众。9岁时，独山知州、山东名进士肖旃年选童试，收为弟子，学习进步，成绩优秀，岁科屡取冠军。弱冠补廪后，远近慕名，相争来请教学，曾执教于州属的三脚屯(今三都县)、上道、兔场等地。与俦因屡应乡试不第，常年执教于乡里。在此期间，刻苦钻研经史，博览群书，积数年之努力，学识丰富，博古通今。乾隆五十八年(1793)，当代著名学者，时任贵州学政之洪亮吉按试都匀，召见与俦论学时，侃侃辨答，博得亮吉器重，称赞与俦“理直气壮，必以名节著”（见《莫与俦行状》）。与俦自幼胸怀大志，对先贤君珍十分景仰。当地设馆于上道乡支谷村时，曾作《登独山》诗云：“山水先生窗案物，登临初与故人同；长松浩浩通元气，杰阁萧萧倚烈风。毋敛一随刚水没，葛蛮空付长官雄；只今汉县皆州府，经纬才谁嗣尹公。”诗意寄托了他追随尹珍业绩的胸怀。
嘉庆三年（1798），莫与俦举于乡，次年又与邑人杨风台同榜连捷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凤台则选任遵义府学教授。是科以巨儒朱 （字石君），阮元（字芸台）为会试总裁，得士最多，如"姚言文田（秋农），王引之（伯申）、张惠言（皋闻）、郝懿行（兰皋）等，皆以朴学传播，名闻中（《曾国藩：〈莫与俦墓表〉）。此时的莫与俦仍无所知名。入翰林院后，得与同年朴学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时又得到大学士纪昀（字晓岚）、编修洪亮吉（字稚存，号北江）等讲六书、明汉学。通过考据、训诂，穷经治史，去人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去发掘和宏扬祖国历代学术的精华。居馆3年后，学业大进，熟知本朝经学大师潜庵（名汤斌，顺治进士）和稼书（陆陇其，康熙进士）治学门径，并对浙东学派宗师戢山（刘宗周之学很有研究，遂奠定了莫氏家的基础，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馆散后，跟随浙东学派名家章学诚（实斋）同车出京时，同被誉为“有求实精神的学者”（胡适之《章学诚谱》）。后被委任四川盐源知县，为官3年，虽政绩显耀，但未能继续倡导朴学，仍为一憾事。十一年（1806），与俦辞去四川盐源县之职，还乡葬父奉回乡后，深感贵州文化落后，教育不振，学子读书，唯知读经做官，不明治学之道。于是绝意仕途，决心从事地方教育，以实现他少壮时立志效法尹珍的愿望。先在八寨厅（丹寨县）王宅设馆教学，开八寨读书之风（八寨旧尚武，嘉庆十八年始设厅学）。次年返故里，在兔场家宅后新建草堂（后经其幼子友芝提议，名为“影山草堂”），设馆教育家乡子弟，讲六书，明汉学开贵州朴学之先声，一扫过去只重俗学读书做官的偏向。十三年（1809），与俦受聘主讲于独山紫泉书院，更有机会大力提倡实事求是的汉学学风，每教人必举阎徵君（名若璩，清初经学大师）“六经宗伏、郑，百行法程、朱之榜，以树依旧”（莫友芝：《答万锦之全书》）。与俦重视品德教育，推行汉儒朴实学风，不空谈义理，强调“读书当求实用”、“苟徒从事章句，虽读书仍与未学等也”（《莫与俦行状》）。与俦治经，无所偏主，采汉学（经学时）之长，撷宋学（理学）之英，并集各家学术思想之精华为已所用。论诗文，也是汉、唐、宋无所偏主，要求“学者贵能自道所得，华、实、工、钝才分也，佳恶不在是。”指出“人论诗，皆以王、孟、韦、柳似渊明，吾观韩昌黎真得渊明气象，学者知此，可与言诗”（《行状》）。
莫与俦在家乡各地先后执教27年，已初步形成了自已独特的教育思想和学术主张。他在《示诸生教》篇中要求“端趋向，黜浮华，薄荣利，固穷约”以激励生徒，并指出：“为学不正趋向，虽胸贯古今，望绝当世亦小人耳”（见《行状》）。”要求学者首先要树立高尚的品德，明确读书的方向。教育方法上，与俦还提出了循循善诱，因材施教，根据诸生的程度高低，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在学童教育方面，接受王阳明的教法，“反对鞭打、绳缚、若待拘囚”，主张“必使其趋向喜舞，中心喜悦，以达到自然日长日化”。学术上则主张不标新立异，但也不盲从古人，敢于质疑并通过训诂、考证，正确分析古籍之正误。此外，又和本地万氏浙东学派钻经治史，通经致用的学风和蔡氏易学“福祸相依”，“好丑相需”的朴素的辩证观点相结合，充实了莫氏家学。在此期间，与俦还考察贵州史地和建学情况，写成《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都匀府自南齐以上地理考》、《毋敛先贤考》、《示诸生教》以及不少的诗文、纪事，对保存贵州历史文献和发展贵州学术文化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使影山文化得以发展和形成。
莫与俦的著作，传世的虽仅有《贞定先生遗集》四卷，但各方面的评价是很高的。当代著名学者张舜徽教授评价说：“观是集卷二《示诸生教》四篇：所以端趋向，黜浮华，薄荣利，固穷约，叮咛周至，不厌其详，知与俦施教之始，尤以尚志为亟，不徒以讲求章名训诂开西南朴学之先也”。卷三《记坠马》一篇：申祸福相依之理。